主题：公共考古成新潮：考古盲盒脱销

事实上，在“高陵现象”发生之前，考古界已经“被动”了很久。90年代开始，各地方大兴土木，那时一些地方政府对于文物的保护意识还不强，将城市文物保护推向城市建设的对立面，认为文物保护是城市建设的绊脚石，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始于2007年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在已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中，保存状况较差的占17.77％，保存状况差的占8.43％，约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已消失。看到文物面临的巨大危机，很多考古学家急迫地希望公众能够了解考古和文物的重要性，希望发出呼吁，却发现不但缺乏渠道，而且考古学家还背负着某种负面形象，并不被信任。

那时，在经济大潮涌动下，盗墓和文物走私猖獗，严重时盗掘团伙甚至威胁考古学者的人身安全。盗墓文学兴起后，又有不少网友把盗墓和考古混为一谈，把考古戏称为“官方盗墓”。奚牧凉说，这些事情给考古学家带去极强的打击和侮辱感，“大家都迫切地想向民众澄清这些事，让他们了解考古”。

在这样的背景下，“高陵现象”将矛盾推至顶点，中国的考古学界意识到，必须让社会广泛意识到考古的重要性，对公众的科普迫在眉睫。可以说，公共考古的概念无论如何解释，一进入中国，目标就非常明确，“就是为了解决考古被边缘化、文化遗产遭到破坏、考古界被污名化等切实的问题。” 奚牧凉说。

2014年，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国公共考古学体系全面启动。委员会的宗旨，就是让公众积极参与公共考古的系列活动，通过精准系统的考古学传播，使专业考古成果为民众所知晓，促进全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让文物保护意识深入人心。

在这之前，一些地方考古机构行动更快，例如山西考古研究院在2009年2月就成立了“公众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室”，2014年更名为“公众考古研究部”，专门从事考古知识的传播、考古成果与社会共享、举办各类公众考古活动、培养考古志愿者、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文物保护意识等方面的实践与研究工作。山西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山西是全国省级考古科研院所里，最早成立公众考古职能部门的单位。

随后，各地方纷纷成立公众考古职能部门，考古工作开始走出“象牙塔”，走进普通百姓的生活。再加上媒体传播，曾经十分冷僻的考古渐成公众关注的热点。

自上而下的推动力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如今公共考古的观念已经在考古界深入人心。山西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媛回忆，在2000年左右还有一些专家认为考古的重点就应该是学术研究，不太理解为什么要让公众参与。现在，公共考古已经成为考古过程中一个公认的步骤。“原来我们进行考古发掘，检验完后就转到室内整理，然后出研究报告，事情就完成了。但现在，发掘之后，一些适合的挖掘现场会举行公众开放日，让关注考古的社会公众近距离参观遗址和出土文物，已经成为常态。如果不让民众参与，不做公共考古这一块，感觉这个事情就没完似的。” 郑媛说。

有了多年的教化培育，再加上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加持，民众对考古的热情日渐浓厚。今年3月三星堆遗址考古，央视进行现场直播，吸引400万人在线围观，10亿网络阅读讨论量，每天六七条热搜加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奚牧凉认为，这与考古界多年的努力有关，但更主要的推动力是自上而下的。

2014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首都博物馆考察工作时说：“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之后，习近平多次强调“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2016年，习近平对文物工作作出指示，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政府的重视给了考古界信心。

2017年12月，由央视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等九家国家级博物馆合作的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开播，这个节目在文物与人之间建立了联结，豆瓣评分9分以上，文物、考古的趋势被整个带动了起来。

各地方博物馆和考古研究机构在这股热潮下步子也越迈越大，与整个文物热形成了正向循环。最早得到民众关注的是故宫文创产品，无论是“小确幸”笔记本还是“朕知道了”胶带，都成功破圈。2019年初，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曾晒出2017年文创“账本”，故宫2017年文创的销售收入已达到15亿元。

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认为，文物要挖掘其所蕴含的易于被公众理解和接受的传统文化要素，找寻传统文化和当代生活之间的契合点，与公众走近，公众才会更有动力走进博物馆去看陈列，理解文物初始的背景。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才能发挥到最大。

(2021年3月18日，河南郑州市，河南春晚《唐宫夜宴》的演员出现在地铁4号线内。图/视觉中国)

今年春节，河南博物院与郑州歌剧院、河南广播电视台合作，在河南春晚推出的《唐宫夜宴》在网络上爆火，河南博物馆里的文物在舞台上仿佛“活过来”，莲鹤方壶、贾湖骨笛等重量级国宝在20亿次的播放量中被大众所知。

文物热使更多普通民众对考古产生兴趣，一些考古研究院在开放部分挖掘现场给普通民众参观的同时，也招募考古志愿者，让普通人有一线体验的机会。

山西考古研究院从2010年就开始尝试招募和组建山西考古志愿者团队，至今，已陆续面向社会正式公开招募过三批考古志愿者，最多时报名者达到800人。山西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媛介绍，每批志愿者均来自社会不同行业、拥有不同专业背景，他们从参加考古所的交流讨论、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考古现场公众开放日的宣传开始，逐渐参与到田野考古调查、考古发掘及资料整理工作中。在一线挖掘现场，这些志愿者和考古队吃、住、工作在一起。郑媛记得，有个大学生在完成了志愿者工作后，在报考硕士时填报了考古专业。

公共考古在中国发展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已深刻地影响了整个社会对考古的认识，也在考古业内引发了更多思考。去年7月，在三星堆周边发现重要遗址——联合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瓷器和石器。其中一件有“龙凤呈祥”之意的阴线刻龙凤纹盘是官方宣传的重点，纹盘确实是这一时期罕见的精品之作，而这种龙凤环绕的布局图案，应该也是首次发现。但公众的注意力却完全被一只撞脸《愤怒的小鸟》里绿猪的陶猪吸引。这只弯弯的嘴角泛着笑意的陶猪还上了热搜。

奚牧凉认为，公众对于考古学的视角和解读，也有非常重要的参与价值，他们会提醒考古学家反思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象征权力与帝王将相的“龙凤”败给了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猪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我们在理解历史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多关注一些帝王将相之外的事？可以说公众的视角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反思机会。” 奚牧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