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路径
习近平同志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目的是改变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使资源、生产、消费等要素相匹配相适应,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因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遵循绿色发展之路径模式。
(一)绿色发展模式的提出
综观国内外,“绿色经济”“绿色发展”虽可追溯到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于1966年提出的“宇宙飞船经济”,但作为一个明确的术语则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且国外相对密集使用“绿色经济”(Green Economy)一词,而国内则更多地使用“绿色发展”(Green Development)。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David W. Pearce)在1989年的专著《绿色经济蓝皮书》中最早提出“绿色经济”一词,但并未明确定义“绿色经济”,仅仅运用这一术语阐释了环境保护与改善的问题(大卫?皮尔斯,1997)。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是两种重要的绿色经济形态。其中,循环经济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特征,其思想最早源于博尔丁的《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一文,1990年皮尔斯和特纳的著作《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建立了第一个正式以循环经济命名的循环经济理论模型;低碳经济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其概念源于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
20世纪90年代初,“绿色发展”这一术语被翻译介绍到我国。20世纪90年代末,循环经济理念被从德国、日本引入我国。2007年9月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上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而后低碳经济在我国开始受到重视。虽然如此,但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却先于绿色发展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002年江泽民在全球环境基金第二届成员国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只有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可持续发展才能得到实现。”胡锦涛在2004年、2005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分别要求,“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005年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节约型增长方式。……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健全法律法规,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模式。强化节约意识,鼓励生产和使用节能节水产品、节能环保型汽车,发展节能省地型建筑,形成健康文明、节约资源的消费模式”。党的十七大进一步要求“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200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发展循环经济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
低碳经济则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的发布为主要标志,于2007年正式成为国家战略。
“绿色发展”是于2010年被正式采用的。
是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由此,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绿色发展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之基本路径。
首先,2015年中共中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首次提出“绿色化”并将之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并列,明确提出以绿色发展为基本途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同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把绿色发展提升为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党的十九大以来,新发展理念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其次,先后发布的《“十二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循环发展引领行动》,明确指出循环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再次,高度重视发展低碳经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强调提出推进“低碳发展”。习近平同志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指出,“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是保护地球家园需要采取的最低限度行动,各国必须迈出决定性步伐。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二)绿色发展模式的特征
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路径模式的绿色发展,超越国外“绿色经济”,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是立足新发展理念全局。
习近平同志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绿色经济理念相对孤立、片面地强调“绿色”,未能明确或凸显影响人类新发展全局、根本、方向、长远的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理念。
与此不同,习近平同志还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作为新发展理念之一,绿色发展之路立足新发展理念全局,联系地、全面地谋“绿色”一域,强调绿色发展“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作用,是全方位变革,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绿色发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是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发展必须坚持的基本方略,而创新是绿色发展的驱动力,协调、开放、共享体现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是五大追求引领。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理论认识深化,国外绿色经济理念经历了环境治理经济政策指向、经济绿色化过程指向、生态―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指向的阶段变迁(唐啸,2014),绿色经济的定义相应地从讨论环境经济政策的模糊术语到首次明确为“重视人与自然、能创造体面高薪工作的经济”(UNEP et al.,2008),再到明确为“带来人类幸福感和社会的公平,同时显著地降低环境风险和改善生态缺乏的经济”(UNEP,2010)。2010年UNEP倡导的绿色经济定义是目前国际上较为广泛接受的,它强调达到经济高效、生态和谐、社会包容的综合目标。
与绿色经济理念不同,绿色发展路径既强调生态安全、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又强调政治科学、文化发展,鲜明地提出绿色发展的五大追求,即:
(1)在生态安全上,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维持地球生态整体平衡,让子孙后代既能享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又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
(2)在经济上,追求绿色发展繁荣,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3)在文化上,追求热爱自然情怀,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让生态环保思想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让天蓝地绿水清深入人心,形成深刻的人文情怀;
(4)在政治科学上,追求科学治理精神,遵循规律,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统筹兼顾,既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更要有持之以恒的坚守;
(5)在社会和谐上,追求携手合作应对,共建美丽家园。
三是坚持生态优先。
在绿色经济理念中,虽然生态、经济、社会目标总的来说是并存的,但关于三者优先性的排序依条件和价值取向不同而不同,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正如环境经济学家塞尔邦?斯克列丘(Serban Scrieciu)所言,“通过适合当地及全球生态基础条件和长期动力的方式来组织经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同时,“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因此,当人类面临人造物质增长和福利水平提高优先还是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的顺序性冲突时,与绿色经济理念不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社会经济发展不能损害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因地制宜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建设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以确保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防范生态风险、增强生态韧性。
习近平同志指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决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只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就一定能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三)绿色发展模式驱动力
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可以得出,与传统的绿色经济理念不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布局、结构、效率、质量、创新、规模、公平等多维综合驱动绿色发展。
一是布局驱动:
依靠优化国土空间布局驱动绿色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优化空间布局的主要途径是:划分“三区三线”,增加生态空间、生活空间,优化生态、生活、生产空间结构;消除空间分割、促进空间对流;鼓励人口和经济从生态地区、农业地区向城市化地区集聚,缩短人口发展机会距离,减轻生态地区和农业地区的压力;调节人口密度,解决人口过密和过疏问题。
二是结构驱动:
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绿色发展。结构驱动实质是使资源由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污染排放较高的部门流向资源利用效率较高、污染排放较低的部门,主要途径是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绿色产业,优化能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既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又降低污染排放负荷”,要求“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高效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三是效率驱动:
通过资源节约循环高效使用驱动绿色发展。其主要途径是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节约集约利用资源、降低资源消耗强度。早在201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就强调指出,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要大力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四是质量驱动:
通过改善生态环境质量驱动绿色发展。质量驱动强调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改善环境质量,主要途径是设定并严守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目标责任体系。习近平同志强调将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作为生态文明目标责任体系的核心,“将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作为底线”。
五是规模驱动:
强调通过总量控制、设定并严守资源环境生态红线来推动绿色转型。总量控制包括建设用地、建设用地占用耕地规模、用水、能源消费等资源总量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习近平强调资源总量和排污总量控制,主持通过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此进行系统的制度安排。设定并严守资源环境生态红线是指划定并严守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强化资源环境生态红线指标约束。习近平指出:“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
六是公平驱动:
通过强化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平等权利和义务来实现绿色发展。一个主要途径是,将生态环境保障逐步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实行统一、差别、合作的制度规则以及制定实行权责统一的生态补偿机制等。
七是创新驱动:
依靠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其主要途径是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推行绿色商业模式,建立健全绿色交易市场机制、绿色收费价格机制,发展绿色金融,完善绿色标准、绿色认证体系和统计监测制度、构筑有力有效的法律法规政策支持体系。
作者 杨开忠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
刊期 《城市与环境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