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那些在北京发现的鸟种们

每一个生物分类的研究者大抵都梦想着发表新种，但是在现今这个时代，人类的足迹几乎已经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昆虫、鱼类等物种还可能有较多的新种出现，对于鸟类和哺乳动物而言，发现新种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了。这不禁让人们怀念起物种大发现的那个黄金时代。

在那个黄金时代里，众多的西方博物学家，或是对博物学及其热衷的传教士、外交官们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纷纷来到中国，短短的几十年间，发表了大量的新种。当一个物种首次被科学的描述时，用来发表定名的那个标本被称为“模式标本”，而模式标本的采集地，则被称为模式产地。福建的挂墩、四川的宝兴都是大名鼎鼎的模式标本产地。北京虽然不能和以上两地相提并论，但是由于传教士与外交官集中，又是从华北前往内蒙古和西北的必经之路，因此，博物学家的目光也没有忽视了北京这座古城。盘点下来，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北京共贡献了五个半鸟类新种。

在鸟类研究和物种发现上面，斯文侯（Swinhoe）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老朋友”了。这位英国外交官员在华时间长达19年，虽然长期居住在厦门、宁波等中国南方城市，但是对于北京鸟类发现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北京鸟类中最有特色的山鹛和山噪鹛均是他首次发现的。

1868年，斯文侯从广州出发北航，途径烟台、天津等地，前往北京和张家口进行旅行。这一路上收集了众多的动物标本，栖息于北京周边低海拔山区的山鹛和山噪鹛也没有逃过他的法眼。

山鹛与山噪鹛分别属于雀形目的莺鹛科和噪鹛科，山鹛全身布满纵纹，而山噪鹛则是一身纯褐色的打扮。它们虽然长相有所差异，但是生境习性却颇为类似，都生活在中低海拔的山区，都喜欢在灌丛中活动，也都喜爱结为小群，当它们三三两两分开觅食的时候，常常用叫声来相互联系。这两种鸟都是近似的中国特有种，只在朝鲜邻近中国的地区有很小的分布范围，因此，外国的观鸟人来到北京观鸟的时候，山鹛和山噪鹛在他们的目标鸟种上都是排在前列的。

事实上，北京周围的老百姓对这两种鸟并不陌生，在冬季，这两种鸟往往会到海拔更低的地方觅食越冬，而且没有了浓密的灌丛的掩护，也更容易被观察到。老百姓管山噪鹛叫“山画眉”、“黑老婆儿”、“大背串”，管山鹛叫“小背串”、“大尾巴狼”，既生动又形象。

不知道斯文侯和当地的猎人有没有过交流，听没听到“大尾巴狼”这样有趣的名字，但是他肯定是敏锐的感觉到了这是两个世界级的新种。就在当年，斯文侯将山鹛和山噪鹛发表在了顶尖的鸟类学杂志Ibis上，并给了它们两个正式的名字：Garrulax davidi（山噪鹛）和Rhopophilus pekinensis（山鹛）。从山鹛的种加词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个标本采自北京。

山鹛和山噪鹛是北京山区的常见鸟种，不过斯文侯此行另一个采自北京的鸟种就没那么常见了。1870年，斯文侯发表了一篇文章，通过采自北京的标本，他建立了稻田苇莺的一个新的亚种A.a.concinens。A.a.concinens顶着稻田苇莺的帽子生活了一百多年，后来人们通过研究发现，这个亚种与生活在新疆的稻田苇莺有很大区别，于是将其独立为钝翅苇莺，学名也变更为Acrocephalus concinens。

钝翅苇莺虽然“名正言顺”了，但是记录却非常少见，在《北京鸟类志》中只提到了1962年5月28日在大有庄和8月9-24日在东郊神树庄有采集记录。自《北京鸟类志》出版以来的近30年间，观鸟者的数量呈爆炸性的增长，长焦镜头也逐渐成为了观鸟者的标配，但是钝翅苇莺却一直没有露面，直到2014年5月31日，丹麦观鸟者叶思波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记录到一只，这才算是和这种神秘的小鸟“再续前缘”。